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结构性变化，总是促进了金融产业的大变革。1929-1933年的大萧条，为美国大型商业银行的崛起提供了条件；20世纪70-80年代世界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则带来了“金融大爆炸”和美国的独立投行时代；而2000年的科技股泡沫，又使美国引领了全球风险投资的浪潮。当前，中国经济正进入“新常态”，金融产业将发生什么变化？

　　站在“十三五”规划的起始年，大至一国，小至一省，相信很多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然而，一国与一省的情况殊异。就浙江而言，虽受此轮经济紧缩的冲击巨大，面临制造业举步维艰、银行坏账居高不下等现实困难，但依然经济基础雄厚、民间财富笃实、金融活力强劲，恰恰是推进金融改革创新的最好时机。而且，机不可失！

　　回顾浙江金融改革前10年，愚以为，最突出的成就首推保障信贷供给和推进企业上市。浙江是我国金融供给侧改革最早、最活跃的地区，特别是小微企业信贷技术和产品的开发，以及中小企业大量上市改善了信贷条件，使浙江的银行信贷供给持续保持全国第二位的高投入，信贷资金高额净流入，存贷比长期处于90%以上高位，而此“三高”的顶峰也正是上一轮经济高增长的拐点。应该说，单纯依靠信贷增长的金融发展模式浙江已做到极致、走到尽头，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再也无法仅仅依靠信贷投入，那么浙江金融的下一阶段、下一个10年应该怎么走？如果说考虑一年的事是计划，考虑五年的事是规划，那么考虑十年甚至更远的事就只能算是展望了。计划和规划严谨得很，自然由政府来定。而作为学者，则不妨异想天开，对未来做一些“遥却可及”的展望。

　　其实，《钱塘江金融港湾发展规划》已给出了浙江省将在“十三五”乃至更长时间，致力于“把钱塘江金融港湾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国内优势地位的财富管理和新金融创新中心”的明确定位，并且围绕定位重点规划了港湾的四大功能区块。关于提出这一定位的背景和条件，我在前面两篇此专题的小文中已多有提及，本文重点想谈的是功能区。因为，在我看来，港湾定位是通过功能区产业和空间集聚的形成而得以实现的。在港湾的“一核、两带、多空间”四大功能区中，“钱江财富管理核心区”的重要性和龙头地位不言自明；网络状分布的“钱江新金融众创空间”则为整个港湾的金融业态提供新鲜血液和创新动力，成为港湾金融可持续发展的保障系统；而最具想象空间的，无疑是其中的“两带”，即“钱江私募基金走廊”和“钱江金融大数据创新基地”，因为两者不仅代表了浙江金融的特色和优势，还寄托着本人展望浙江金融未来的两个“小目标”。

　　构建世界上第二条私募基金集聚带

　　国庆假期，在去往新加坡度假的航班上，看到一则消息：德国媒体援引“胡润报告”的数据称，浙江省的亿万富豪（即个人资产超过1亿美元）已经达到72名，仅次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92名。如果以城市论，杭州的亿万富翁有32名，超过巴黎和旧金山的30和28名。浙江人口仅占中国的5%，但最富有阶层却占全国的15%。民间财富集聚是浙江经济和金融下一步发展最大的宝藏和引擎，也是财富管理产业发展的最基本条件，而浙江高净值人群集中的特点更适合其中私募基金业态的发展。世界上最著名的“纽约-康涅狄格州”对冲基金走廊就是位于美国传统的富人区——新英格兰地区。与康州蓝色海湾一带相比，钱塘江金融港湾在区位条件、生态环境、城市和金融服务配套等方面都极为神似，特别是具备了毗邻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优美的山水风光和良好的居民投资意识等因素，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绝无仅有。

　　近年来，私募基金的发展已成为我国资本市场的亮点。截止8月底，我国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公司达17085家，备案私募基金39704只，认缴规模8.03万亿元，从业人员28.2万人。在我看来，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私募基金产业的发展在不久后即可跻身世界第二，而钱塘江-富春江沿线是最有条件打造成世界级私募基金走廊，成为世界上第二条私募基金集聚带的地区。我们欣喜地看到，目前以核心区为龙头，沿钱塘江、富春江两岸“点链式分布”的一系列金融特色小镇为载体的“钱江私募基金走廊”已开始布局并正在快速形成集聚。其中，玉皇山南基金小镇已入驻机构920家，资管规模达到5310亿元；湘湖金融小镇一期建设已基本完成；黄公望金融小镇的规划建设也已全面启动……“钱江私募基金走廊”的规划目标是要引进和培育规模化私募基金及各类财富管理机构3000家以上，金融特色小镇数量超过10个，培育3-5家资产管理规模达到千亿级的领袖型私募基金和100家以上具有全球化投资能力的资产管理机构，管理资产规模超过1万亿人民币，远期达到2万亿以上。可以预见，随着一个个中国版“格林威治小镇”、中国版“苏黎世湖区”和现代版“富春山居”图景的出现，10年以后，一条世界级的私募基金走廊将在钱塘江金融港湾崛起。

　　打造中国第一的金融大数据创新中心

　　不久前召开的G20峰会，使“数字普惠金融”走进人们的视野。其实，它只是这几年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数据驱动型新金融服务的一个领域。

　　近年来，随着金融科技（Fintech）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大数据、云计算已经被公认为新金融产业发展的核心资源。而在这一领域，以阿里云、蚂蚁金服、恒生电子为代表的一批浙江金融科技企业已一马当先，拔得头筹。2014年以来，以蚂蚁金服为龙头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崛起，成为浙江金融产业创新发展的又一突出亮点。目前，支付宝稳居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市场龙头地位，占PC端和移动端的市场份额分别达到48%和70%。2015年，杭州市互联网金融和大数据云计算产业增加值增幅分别达到33.5%和29.6%。而作为阿里巴巴旗下增长最快的业务，阿里云在2016第二季度同比增长达到156%，增速超过全球最大的亚马逊云业务，高盛预计阿里云将于2019年成为仅次于亚马逊AWS的全球第二大云计算基础设施技术公司。可见，杭州已成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和大数据、云计算的最重要集聚地。

　　“钱江金融大数据创新基地”的建设正是基于这样的基础，牢牢把握金融大数据、云计算产业发展趋势，以杭州市区钱塘江沿线为轴线，依托云栖小镇、滨江科技金融集聚区等密集分布的互联网金融大数据和云计算服务企业，形成独具特色和优势的金融大数据创新机构集聚带。创新发展金融云计算平台、数据驱动型金融机构、金融大数据服务企业、互联网金融交易平台等金融大数据创新企业和平台；积极培育金融科技上市公司，数字普惠金融机构，大力支持传统金融机构互联网化，建立浙江金融行业云；有效集聚各类金融科技风险投资机构、金融大数据产业基金、大数据创新机构，集聚全球一流的金融大数据服务商，为浙江乃至全国的金融业发展提供重要的大数据、云计算服务等金融科技支撑。目前，阿里金融云已服务近2000家银行、证券期货、保险、基金等机构，蚂蚁金服也已经完成全金融牌照布局，恒生电子、信雅达和同花顺等上市金融科技企业则早已是国内金融行业数据服务的龙头企业，金融大数据和云计算的共享生态圈正在形成。

　　我们相信，未来的“钱江金融大数据创新基地”必将成为全国最大的金融大数据云计算平台，成为中国最具竞争力的金融大数据研发和服务创新中心，引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及智能财富管理产业在全球的率先发展。

　　发展财富管理和新金融，浙江还缺什么？

　　古谚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浙江打造财富管理和新金融创新中心，虽然具备在私募基金和金融大数据云计算领域的雄厚基础和优势条件，但高端金融产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和要求，并不是具备条件就一定能够顺利发展。那么，发展财富管理和新金融，浙江还需补上哪一条短腿？愚以为，政府必须特别重视三件事：

　　第一，优化政策配套和落地。纵观全球金融中心，政策优惠是吸引金融机构的不二法则。由于金融产业的轻资产性质和移动的便利性，任何一个地方，不管其他条件如何，提供有竞争力的优惠政策引导是必须的。浙江财富管理和新金融的创新发展，不缺资本，缺的是好政策。

　　第二，大力引进高端金融人才。当前，中国金融业之所以集聚北上深，与人才资源配置的关系极其密切。杭州虽然是个宜居城市，但与上海毗邻，金融人才的极化效应明显，高端金融人才缺乏是制约杭州金融产业创新发展的最大瓶颈。浙江财富管理和新金融的创新发展，不缺机构，缺的是优质人才。

　　第三，强化领导干部的金融发展意识。长期以来，在大多数领导干部的观念中，金融作为服务业的目标就是服务实体经济。然而，事实证明，没有金融业的转型升级和率先发展就不可能有效服务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因此，只有充分认识财富管理和新金融对浙江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意义，才能有效推动其健康发展。浙江财富管理和新金融的创新发展，不缺动力，缺的是先进理念。

责任编辑：松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