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几篇讨论银行定位的文章，有存款立行，有服务为先，反映了银行人在监管压力下对其商业模式的反思，说的都是不错，但总觉得没有说到本质上。倒是2011年银监会的一篇工作论文上讲得比较透，现摘录几段。

　　西方现代金融体系中的微观主体是以逐利为目标的金融机构，这种逐利行为所导致的金融体系的结构化趋势通常与金融体系稳定性的需求相反，因而成为现代金融体系脆弱性的根源。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的效益与实体经济的负债率、金融体系的杠杆率、相互依存度、市场集中度、最佳做法的实施、资金全球化配置的程度是成正比的。然而，这些变量却与宏观层面的金融稳定水平成反比。所以，金融体系的稳定就成为了一个公共品（public good），这使得金融系统容易陷入“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困境中。如果任由其发展，每个由以利润为唯一目标的金融机构构成的金融体系最终都会因为微观主体过度逐利而走向崩溃。

　　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要增强系统稳定性似乎就必须加强金融管制（包括极大限度地降低杠杆率、相互依存度和对市场集中度设限等）。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一个过度管制的金融体系通常是低效的，因为它无法从金融业巨大的规模效益和范围经济中获益（原文即为黑体字）。一方面，该金融体系无法最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受到过度管制的金融机构不可能在国际市场中具有竞争力。但提高金融效率和竞争力不代表就必须以金融稳定为代价，一个具有更高风险管理水平的金融体系可以在满足相同系统稳定性要求的情况下，达到一个效益和竞争力更高的体系结构。

　　对于金融体系的风险管理能力一般存在两大误区。西方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误以为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的风险管理是可以相互替代的，甚至认为前者的效果要优于后者，因为市场比政府是更为有效的风险管理者。危机的发生证明了上述命题的谬误，宏观层面的风险管理不可或缺。另一个误区是将监管权力与监管能力等同起来。似乎只要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架构并赋予监管者足够的权力，金融监管能力自然就会提高。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事实上，组织和授权仅仅是监管能力建设的开端。

　　这篇文章虽然主要是说西方国家的金融机构，但放在今日，对国内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金融业对经济资源调配的巨大能力，是国民经济中的战略性行业，政府主导这个行业的能力对于掌控实体经济发展的路径至关重要。中国的银行如何把握在新时代社会主义时期的定位，如何适应一个更复杂和宏大的监管体系，这才是银行人真正去思考的问题。

责任编辑：方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