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2003年至2010年这段中国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过程，也是史无前例的创造性改革，为世界提供了市场化转型改制的成功范例和宝贵经验，完全可以载入世界金融史册。”作为亲历者和操盘者，工商银行原董事长姜建清在《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股改史》中这样写道。

从所谓的“技术性破产”到利润规模冠绝全球，从“背水一战”到高质量发展，中国银行业的这场华丽转身与发端于2003年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密切相关。这场改革，不仅摸索出一条市场化改革独一无二的中国道路，更为我国银行业步入高质量发展通道筑牢了坚实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党的十八大以来，受益于国有银行股改所带来的深刻变革，我国银行业一路保持着稳中有进、稳中有为、稳中有效的良好发展态势。截至2021年末，我国银行业机构总资产达344.76万亿元，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本外币资产为138.4万亿元，占比40.1%。在英国《银行家》发布的2021年全球银行1000强最新榜单中，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已经连续4年位居该榜单前4名。这一系列数字表明，如今的中国银行业已傲然屹立在世界金融版图中。

浴火重生“三部曲”

“这将是一个艰苦甚至是痛苦的过程，一个充满挑战的过程。不能认为只要搞股份制改造，就能解决所有问题。改制上市只是手段，目的是办成真正的现代商业银行。”在2004年2月19日的《金融时报》头版，本报评论员这样写道。

2002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具备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可改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条件成熟的可以上市。由此，一场按照“重组、股改、上市”三部曲逐次推进的国有银行股改大戏拉开帷幕——通过国家注资和剥离坏账，对商业银行进行财务重组，解决历史存量问题；通过股份化，包括引进战略投资者，改变商业银行传统的产权结构和经营机制，健全公司治理；通过公开发行股票进一步充实资本金，强化对银行的市场约束，推动银行改革。

“国有银行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并没有现成的模式、案例可以仿效。改革过程相当艰辛，难的不是产品、服务、技术和管理工具等方面的创新，真正难的是制度创新。”姜建清在近日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指针回拨到2006年10月27日，面对当时《金融时报》记者的提问，姜建清一脸笑容，“我对工行股票A股、H股今天的表现都很满意。”这一天，工行开创了A股、H股同时同价发行和同步上市先河，并在首次公开发售中刷新了多项中国和世界纪录。

在2005年到2010年的5年时间内，同样“背水一战”的其他4家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相继取得突破：2005年10月，建行成功登陆香港资本市场；2006年6月，中行H股于香港联交所正式挂牌，一个月后即迅速回归A股；此间，交行先于工行在香港上市，后又于2007年7月回归A股；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下，农行克服多重不利因素于2010年完成A+H股同步发行、先后上市。大型商业银行股改三部曲圆满收官。

“股份制改革有效化解了大型商业银行的历史包袱，提高了经营管理质效，为中国之后几年成功抵御2008年金融危机、实现经济持续稳健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中国银行研究院主管级高级研究员李佩珈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无论是资产充足率、资产规模和质量、盈利水平等体现发展状况的硬性指标，还是管理能力、企业文化、经营理念等企业软实力，中国银行业都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稳步迈进高质量发展通道

“背水一战”告捷后，五大国有银行实现了由国有独资银行向国际公众公司的嬗变，翻开了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新篇章。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方面，国有大型银行规模稳步壮大，成功追赶并超越国际先进银行进入世界前列，中行、工行、农行、建行4家银行陆续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另一方面，大型银行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在经济新常态下的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和“走出去”等国家战略。

“可以说，大型银行通过改革后的发展成果，全部覆盖了改革成本。股份制改革不仅帮助商业银行实现了脱困、消弭了潜在金融风险，更巩固了国有大型银行在支持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主力军地位。”李佩珈表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大行将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挥“头雁”作用，持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和能力。主动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精准滴灌薄弱环节：促进“三农”领域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积极融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帮扶力度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1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整体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9月，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2019年，该行正式入列“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六大行”格局正式形成。国有大型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据银保监会数据，截至2021年末，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6.556万亿元，较2020年末增加1.7232万亿元，增速为35.66%。

无疑，良好的公司治理是商业银行行稳致远的关键所在。股改上市以来，我国银行业持续优化现代公司治理架构，推动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水平持续提升，逐渐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公司治理模式。大型银行深化全面风险管理，将风险管理贯穿战略制定、业务发展、管理运营、产品创新、内部审计等全流程，统筹发展与安全。截至2021年四季度末，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12亿元，不良贷款率1.37%，低于1.73%的商业银行平均水平。国有六大行拨备覆盖率全部超过150%，风险“安全垫”持续增厚。

服务全面深化改革大局

股改上市并不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终点。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以后，随着所谓“金融创新”野蛮生长，金融业新的风险苗头开始出现，通道、理财、委外等表外业务快速发展，影子银行问题凸显。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金融工作，明确把防范化解包括金融风险在内的重大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提到了全党工作的重要位置。

在此背景下，国有大行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大任务，有的银行主动修改公司章程，把党的领导和股权管理嵌入公司治理结构，从根源上构建有效制衡的治理机制；有的银行根据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修订、出台各类制度，着力补齐制度短板，实现了服务能力和治理水平的大幅提升。

“股改上市是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新起点。”姜建清认为，展望未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大型商业银行还需作出更大的贡献，将致力于走出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独特道路。

进入新时代，我国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勇毅前行。一方面，立足国内大循环，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促进投资与消费提质扩容，内生动力更加强劲；另一方面，高水平对接外循环，对外开放向纵深推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引进来”“走出去”并重，更大程度融入国际社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银行业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彼时，国有大行股改正是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10年中顺利完成，眼下，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仍需国有大行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和宗旨，继续服务全面深化改革大局。

“强化党的领导，优化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李佩珈强调，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从根本上确保了金融发展的政治性和人民性。未来，国有大行要不断优化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工作要始终服务于党和国家经济发展大局，不断加大对民营小微企业、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科技创新等经济社会发展薄弱领域的支持，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平衡。

责任编辑：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