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的第5年。今年年初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强调要强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并从金融资源配置、涉农信贷风险分担、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给出具体指引。

在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前5年，《金融时报》记者在县域采访中发现，随着农村金融环境的改善和基础金融服务的进一步普及，农户的金融意识明显增强；并且由于更多生产生活场景被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模式呈现多样化，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随之深化。不过，农村经济社会与农村金融的共同发展带来的是农户对金融服务的更多元需求，目前农村金融供需仍存在诸多的不匹配，这其中需要更多有针对性的服务方式创新，尤其是各方要加强对数字技术的运用与共享，也需要地方政府从观念和机制建设层面实现突破，以合力打破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瓶颈。近日，在中国区域经济学会金融专业委员会与中国扶贫发展中心乡村振兴智库平台联合举办的“首届金融支持与乡村振兴高端论坛”（以下简称“论坛”）上，与会专家和农村金融从业者重点围绕数字金融赋能乡村振兴和地方政府运用金融资源支持乡村振兴两个方面，对待破解障碍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探讨。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

优化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体系

去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了“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对此，北京工商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张正平在论坛上表示，“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正式提出可以被视作《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这一战略发展规划在农村地区的深度延续。

事实上，在此之前，数字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已在我国广泛铺开。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朱太辉总结，从业务模式上看，金融数字化转型赋能乡村振兴的探索已出现了包括助农服务站、本地乡村产业链式服务、整村授信、线下网点智能化改造、银政企合作以及金融村官在内的6种经典模式。如果从机构业务转型角度讲，处于金融服务供给端的传统金融机构、电商平台、第三方互联网金融平台和互联网银行也正在通过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分别借助自身优势，探索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面向农村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路径。

不过，除了农信机构可以依托贴近农村地区的服务网点来打通线下场景并获取一定量的信息之外，其他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供给方对线上数据信息的依赖较大，如果不能持续发掘有效信息，相应的金融服务也难以实现迭代和创新。这也是目前农村数字金融服务难以形成真正差异化的重要原因——基于可以获取的数据信息，金融机构能够发掘的有效需求还相对有限，那么在金融服务下沉的背景下，可能就会形成农村金融竞争过度与服务不足的并存。

在张正平看来，这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基本的是不少农村地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同时农村居民的数字鸿沟有待跨越。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离不开基础设施的支撑，不仅是信息基础设施，也包括数字资源和信息技术产业，这些是乡村产业数字化、农业经营和服务数字化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基础。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1年12月，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已上升至57.6%，但将较高互联网普及率转化为金融服务数字化，中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需要农村居民具备较高的数字素养，同时围绕产业和消费，当地已积累了一定的有效基础数据资产和足够的数据治理能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期针对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显示，我国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得分比城市居民低37.5个百分点；此外，目前部分地区农业的数字化程度也不高，农村数据归集和利用水平较低。再加之中小金融机构普遍缺乏数字化人才，导致有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生态缺失，具体表现为金融机构提供数字金融服务的能力不足，综合性的大数据信用体系建设与使用难度大、数字金融应用场景发掘不充分以及相关的政策体系不完善等。

朱太辉和浙江网商银行县域金融部总经理高翔也从农村产业金融服务的角度反映了这一问题。朱太辉在论坛上提到，农村产业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产业链本身和金融对供应链上各个环节数据挖掘、场景运用等方面的良莠不齐，前后环节之间缺乏良性协同，导致产业发展和金融创新很难实现全方位地相互促进。尽管部分大型银行和互联网银行已在探索通过创设农村产业数字化场景来推进金融服务，但其商业可持续性仍有待观察，并且还是需要整体的数字乡村建设来提供信息验证和产品迭代。

好在一系列支持政策已然出台。2022年1月初，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依据“十四五”规划制定提出新时期金融科技发展指导意见，明确金融数字化转型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保障。近年来，全国主要一、二线城市都相继出台了金融科技相关的产业扶持政策，通过招商融资、人才补贴、融资支持、研究奖励、专项投资基金等各项优惠政策促进、鼓励、扶持金融科技发展；同时，各地方也在积极申报金融科技相关试点并出台配套措施，稳步推进相关项目落地工作。此外，朱太辉表示，金融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需要利用好四大抓手，一是数据抓手，既为数字乡村治理提供工具，也要加强乡村振兴数据治理基础设施应用，强化金融数字化服务的数据基础；二是产业抓手，既要与核心企业合作强化供应链金融服务，也要推动供应链上实体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三是生态抓手，既要全面构建农村普惠金融特色生态，也要借助科技公司技术优势提升数字化农村金融服务能力；四是渠道抓手，既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网点和移动金融服务，也要做好做细线下渠道。

注重利用政府之手撬动市场资源

中央出台了诸多的金融支农政策，但具体成效还要看地方政府的重视和落实情况。以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为例，这个过程需要多部门的密切配合，建设初期也需要地方财政给予资金支持，这背后无疑是地方政府的重视与统筹。

我国地区之间的金融发展差距较大。从2020年统计数据情况看，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55.8%、17.8%、18.5%、7.9%；分结构看，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票据融资余额在不同地区也均有一定差异；社会融资中企业债券融资规模差异更大，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企业债券分别同比增长 68.7%、14.6%、16.6%、0。与此同时，我国金融资源的体量比财政资源高很多，而2021年底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314.13万亿元，这可能会进一步拉大金融服务对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特别是在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人口更多、小微企业的脆弱性也更强，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以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地方政府向地方金融环境优化提供足够的重视和支持就更为关键了。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区域金融专委会主任杨德勇在多年的调研中发现，部分地区政府之前对于金融的认识不到位，相对于财政，尽管金融资源体量更大，但地方政府在运用金融资源的过程中并没有形成优化金融生态环境的意识。记者在近年来的采访中也发现，部分中小银行的存量不良资产都与政府投资公司相挂钩，有地方政府之前确实存在干预金融机构业务经营的行为，但对地方信用环境建设、机构产品创新、信贷风险分担方面的支持有限。另外，有地方政府对大企业、大项目的“保护”，也不利于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建设，长此以往，不利于地方金融生态的优化，农村金融、小微金融等薄弱环节更容易出现发展滞后。

针对于此，杨德勇提出，地方政府有必要更加重视金融资源的地位，将其由从属的产业地位转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上来；并且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地方金融发展总体规划，提供全面的政策指导，为发展地方经济服务。除了提高重视程度，地方政府也应努力完善金融体系，包括推动社区银行、贷款公司拓展服务网点和推动企业在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来丰富地方金融服务的层次，满足多样化金融需求；政府还可以通过与银行、保险合作，提供金融风险分担力量、培育保险的“社会稳定器”作用。在数字金融发展方面，各地除了要构建和完善服务于本地区的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外，也可以对科技金融各项活动进行监督，对出现的问题进行积极引导和管理。

责任编辑：方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