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0年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时间十分紧迫。

　　业内人士称，目前中国仍未完全脱贫，还有4335万贫困人口，而且越到后面脱贫难度越大，因为剩下的大都是条件较差、基础较弱、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和群众。

　　20多年前，现任长安银行行长刘红旗曾负责过一家国有大行省级分行的扶贫工作，对扶贫工作感受颇多。

　　“每年要花一二十万，结果重点扶贫村庄仍未脱贫。因为钱到扶贫村庄后，大家就把钱一分，连活都不干了。”刘红旗称，“后来我们觉得不能直接给钱，如果需要建水库就直接把钢筋、水泥、石材运过去，结果他们把钢筋水泥卖了又换成钱。”

　　他认为，精准脱贫和过去扶贫的概念不一样，精准脱贫是解决“穷根子”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贫困，一是培育特色产业，让贫困户通过劳动获得稳定收益；二是让贫困户从山区里走出来，到县域、城市去就业。

　　其中商业银行应发挥自身优势，从4方面锁定脱贫模式。一是中小企业产业信贷脱贫模式；二是重点项目信贷脱贫模式；三是重点涉农龙头企业信贷脱贫模式；四是惠农支付网点信贷脱贫模式。

　　“作为商业银行，既不能忘了扶贫的本心，也要保证商业银行的市场拓展、业务转型。”刘红旗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表示。

　　精准脱贫负担or机遇？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完成易地扶贫搬迁340万人。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精准脱贫”下陕西当地几乎所有金融机构都派干部去“抓包村”，按照传统印象扶贫就是要掏钱。不过刘红旗认为，精准脱贫对商业银行而言可能是一种倒逼出来的机遇。

　　他认为，精准脱贫不限于“抓包村”，金融机构优势在于产业扶持脱贫，可以考虑鼓励商业银行在承接“抓包村”任务之余，积极地发挥产业扶持脱贫的优势。

　　近几年经济下行过程中，很多城市、工业、重点建设及产能过剩项目给银行带来困扰，反而是民生领域涉及的产业相对稳定、抗风险能力较高，尤其涉农相关的加工产业。“过去的商业银行都不愿意涉足农业领域，但是这个领域明显出现了朝气蓬勃的现象。”刘红旗称。

　　数据显示，陕西省涉农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从2014-2016年连续三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尤其是2015年增长49.93%。更关键的是这些企业进入广大农村领域后，与精准脱贫有较大关联。如陕西石羊集团的大型现代化养猪厂、油脂加工厂都在农村，吸纳了大量农民就业，同时劳动力成本也相对较低。

　　刘红旗认为，商业银行参与精准脱贫须理清三个思路。一是客户主体可细分，要找到与精准脱贫密切相关的产业、企业，借款主体要与现代三农有密切关联，且能够带来脱贫。二是商业模式可持续，借款主体须有自主运行、长效发展能力，能偿付银行贷款本息。三是产品可复制，要有全省域推开的可能，这样才能迅速地造成市场影响，形成规模效应。

　　锁定4项模式

　　业内一直流传一句话——商业模式定天下。结合自身实践，刘红旗认为商业银行精准脱贫可以锁定四个模式。

　　一是中小企业产业信贷脱贫模式。因为中小企业与精准脱贫有很大关系，如陕西泾渭茯茶有限公司在获得银行3000万信贷投放后快速发展，带动大量贫困人口就业，它的茶农主要在汉中，涉及当地贫困户600多户，贫困人口1300多人。

　　二是重点项目信贷脱贫模式。如“引汉济渭”工程的配套项目有：一个水厂，十几个加油站，万亩鱼塘，茶叶种植等，这些项目涉及山区安置人口1万多人，能够带动当地山区人口脱贫。

　　三是重点涉农龙头企业信贷脱贫模式，即对全省涉农的重点龙头企业进行信贷支持。如陕西供销集团合作项目涉及农户体量非常大，目前统计约3000多户。据刘红旗介绍，近期长安银行也在推动“863计划”，实现支持省级涉农龙头企业8家、地市级各6家、县域级各3家。

　　四是惠农支付网点信贷脱贫模式。包括在农村建立惠农支付点，推出涉农信贷服务产品等。

　　同时，刘红旗呼吁，目前应该给金融助推精准脱贫创造一些宽松条件。一是鼓励金融机构发挥自身优势，推动以产业扶持带动脱贫；二是对涉农、脱贫性质的信贷给予规模和资金、再贷款支持，或将产业扶持脱贫信贷剔除MPA考核。三是对产业扶持脱贫在税收政策中是否可以考虑给予优惠，尤其在增值税方面。

责任编辑：韩希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