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为什么如此具有挑战性

由于普惠金融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福利方面具有潜力，金融普惠性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政策制定者优先考虑的因素。按照联合国的定义，金融普惠性是指能够以合理成本广泛获得各种金融服务，这些金融服务由运行良好且可持续的机构提供。普惠金融致力于拓展个人和中小微企业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

在历史上，金融基本上仅服务于富人和权贵阶层（弗格森，2009）。这并非蓄意歧视穷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结果，而是因为向穷人和其他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通常无利可图。例如，向穷人提供贷款，不仅难以监控，而且风险大、规模小，这导致贷款人的预期回报比较低。

中小微企业通常将缺乏金融支持列在制约其增长的各种因素之首。小企业比大企业面临更大的增长制约，因为它们无法通过正规渠道获取外部资金，这限制了它们的潜在增长和发展。

传统银行业严重依赖抵押物，而中小微企业往往缺乏抵押物。2013 年，中国的抵押贷款占上市银行放贷总额的80% 以上， 而中国大多数银行是上市银行。如果不算信用卡贷款，则上述比例还会更高。由于穷人很少有或根本没有机会获得抵押物，传统银行业不愿意解决他们的融资问题。2013—2017 年，中国抵押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例基本没有变化。

为缓解中小微企业普遍面临的融资困境，各方已经做过很多努力。

1976 年，穆罕默德·尤努斯开创了“小额贷款”的先河，在孟加拉国向一群纺织女工提供了第一笔金额仅为27 美元的现金贷款。此后不久，他又创建了格莱珉银行。自此以后，小额贷

款就一直处于一场旨在促进金融普惠性、造福最贫困人群的全球运动的最前沿。最贫困人群既没有可抵押物也没有银行账户，而小额贷款为他们提供了摆脱贫困的机会。进入21 世纪之后，联合国发起了许多类似项目，以帮助低收入者获得他们所急需的贷款。

作为帮助穷人摆脱贫困的一种方式，小额贷款理论上颇具吸引力，但是在实践中却很艰难。在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的小额贷款已经惠及250 万贫困人口，其中90% 以上的受益者是女性。

然而，小额贷款对金融和经济发展的影响相当有限。大多数实地研究都发现，小额贷款的接受率一直都很低。这种普惠的金融模式并没有如人们期待的那样形成促进投资、提高收入的良性循环。传统小额贷款既没有提升当地的创业热情和劳动参与程度，也没有提高最贫困家庭的收入和消费水平。

问题的根源在于对信息的需求。如果借款人不能提供抵押物，银行就必须收集和分析潜在借款人的详细信息，如借款人获得成功的可能性、还贷意愿和还贷能力。在没有抵押物可以对冲风险的情况下，小额贷款的贷款人必须上门走访借款人的一些近亲属，从而与借款人建立互信。这项任务费时费力。

小额贷款的业务模式并没有革新信息收集和处理的方式。尽管这种模式已经在全球100 多个国家被复制和推广，采用门槛很低，但它并未能战胜与信息采集和处理有关的挑战，而这些挑战是有效提供金融服务过程中所固有的。同伴监控和建立信任都需要本地信息，这就意味着无法以合理的成本来扩展业务。

有效的普惠金融体系必须解决一系列市场摩擦问题。长期以来，这些市场摩擦阻碍了金融服务变得更具普惠性，它们主要源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各种成本。

一、信息不对称

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中介而言，识别贷款申请人的风险特征很困难，成本也很高。这种状况必然会限制贷款申请人获得投资资金的机会。在发达经济体中，银行能够获得贷款申请人的信用评分，只需要极低的成本就能了解贷款申请人的风险特征。信用评分制度不仅能提高贷款的可获得性，还能降低抵押贷款、汽车贷款、信用卡贷款和小企业贷款的成本。

虽然信用评分机构确实能够提高贷款的可获得性并扩大贷款规模，但遗憾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还没有信用评分机构。德詹夫里等人（2010）发现，危地马拉共和国的一家小额贷款银行为其所有的营业网点引入一个征信机构后，其筛选能力得到了提高，贷款规模扩大了27%，还贷率提高了，违约率也降低了。

从需求侧来看，欠发达地区的借款人往往缺乏金融知识，很难理解现有的各种金融产品，因此，他们很可能做出错误的决定，甚至在资金需求非常迫切之时仍回避融资。

二、监控成本

无论情况如何，金融机构存续的基本条件之一是能够以合理的成本对借款人进行监控并利用规模经济效应获益。无论是小额贷款，还是商业银行通过实体网点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较高的监控成本都会阻碍债权人扩大其贷款规模。

对于不能提供抵押物的小额借款人来说，银行对借款人的监控成本特别高，而且银行的边际成本不会随着贷款规模的扩大而降低。格莱珉银行曾经试图用同伴监控的方法来降低监督成本并扩大针对穷人的贷款规模，具体做法是，让社区中比较有经验的借款人参与进来，帮助同社区中经验不足的潜在借款人同行与潜在贷款人建立信任，贷款人相信其同行有能力进行审慎的投资。然而，这种联保贷款方式需要更严格、更积极的监控，如常常到借款人家中实地查访。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基于同伴监控的贷款为什么往往无法达到可行的规模。

三、其他交易成本

高交易成本既影响贷款人为穷人提供服务的意愿，也影响借款人使用金融服务的意愿。在欠发达地区，传统银行网点往往很少。正规的银行账户通常伴随着较高的交易成本，这是由不同因素造成的，比如，较难获得身份证明文件、等待时间长、服务质量差、取款费用高以及强制性最低余额较高。降低这些交易成本可以显著提高贷款效率，从而大大提高为新兴市场提供急需资金的可行性。

四、没有界定明晰的财产权

如果借款人能够提供抵押物，就不用提供过多信息。然而，由于产权界定不明晰，穷人往往无法向银行提供抵押物。秘鲁经济学家赫尔曼·德索托一直极力倡导更好地记录关于财产的信息从而明确产权，使穷人能够使用抵押物。在秘鲁，100 多万名公民已经获得了他们对自己财产的所有权，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德索托的倡导。然而，即使进行了这些改革，秘鲁最贫困人群仍然没有足够的财产可供抵押，因而仍然不能获得充分的金融服务。

可持续融资模式

随着数字技术的出现，一种易于扩展且稳健的新型小额贷款模式应运而生。数字金融是建立在个人数字身份证和相关信息的基础上的。数字平台能够以极低的可变成本处理并产生大量数字信息。起初，这些信息主要被用于促进电子商务、汇款交易以及社交互动。后来，数字平台扩展至各种各样的产品、服务和支持性生态系统。

我们不妨看一看中国数字支付和数字金融服务的发展情况，尤其是阿里巴巴数字金融服务的演变。其他国家，如肯尼亚，走上了与中国不同的道路，也促进了可满足类似金融需求的相关数字体系的发展。

如今，中国移动支付的规模和数量都处于世界前列。虽然各家银行仍然处理着95% 的支付业务，但非银行移动支付业务一直在快速增长。2011 年，中国和美国的移动支付总额分别是150 亿美元和83 亿美元。到2017 年，中国的移动支付总额已经超过了22 万亿美元，是美国的100 多倍。2018 年第二季度，中国的移动支付市场交易量同比增长了73%，交易额同比增长了60%。

支付宝诞生于2004 年，最初是为了解决线上购物过程中的信任问题。其独创的第三方托管系统极大地促进了数字支付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阿里巴巴的电子交易市场——淘宝的技术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依托腾讯公司极受欢迎的社交网络微信，微信支付也迅速成长起来。新进入者的不断涌入和激烈竞争是中国迅速普及移动互联网服务的重要驱动力。

移动支付为一系列服务的扩展奠定了基础，包括餐饮、旅游和医疗等线下服务。移动支付系统是一个具有双向反馈机制的双边平台，这意味着使用这项服务的客户越多，接受移动支付的企业就越多，反之亦然。短短数年间，中国已经从主要使用现金进行交易的国家变成很少使用现金的国家。

移动支付在中国成功的关键是，有效利用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突破了前文所说的各种制约，包括信息不对称、监控成本和交易成本等。秘诀在于，以极低的成本充分利用巨大的信息生成优势（由已经数字化的实体经济所产生的海量实时数据提供），同时运用日益强大和高效的人工智能算法。

显然，移动支付比传统银行卡更有优势。使用银行卡有一个主要问题，即很难核实谁在刷卡。当用智能手机进行支付时，物联网和生物识别技术可以快速且可靠地进行身份识别。物联网极大地丰富了人们联系、互动和交换数据的方式。拿智能手机扫一扫，就可以看到谁在使用当前账户、使用者是不是账户的合法所有者、账户上有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支付、交易是不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进行的等详细信息。

随着电子平台和移动电子支付系统的出现，中国与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发展出一种新的小额贷款模式，既便宜又安全，不需要抵押物。过去，金融机构根据很有限的信息来从事信贷中介业务，借款人需要提供抵押物，因此贷款人不需要收集太多信息即可确保借款人会还款，信息成本很低。中介机构自身的抵押物通常是其声誉，这十分有利于向消息不灵通的投资者筹集资金。

数字平台收集到的信息正在消除小额借款人提供抵押物的必要性。昂贵的“中介模式”和低廉的“平台模式”还有一个显著区别：在前一种模式中，借款人在申请贷款时需要提供相关信息，以证实自己所借资金将被用于营利性活动，供贷款人评估自己的信用。

在数字平台模式中，可以根据来自平台的信息进行额度授信。事实上，贷款人对借款人信用状况的了解比借款人本人都更清楚、更全面。在这方面，平台模式更像西方的信用卡系统。但因为数字平台基于数字身份识别，并且整合了海量的数据，所以其成本远低于信用卡系统，也不容易出现欺诈。

另外，当参与者、产品和服务都具有数字身份时，与信贷相关的信息就会与数字生态系统所提供的其他金融和相关服务（如保险、医疗、租赁、旅游等）形成显著的协同效应。随着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日益密切，各种金融服务会深深地嵌入实体经济中。

本文摘选自《新普惠经济》，罗汉堂著。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8月。

责任编辑：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