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是普惠金融最大的市场。近年来，金融机构积极推进乡村振兴，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破解传统普惠金融成本高、效率低、风控难等问题，探索出一条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可复制推广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随着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从脱贫攻坚转为现代化建设，正呈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趋势，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边界随之拓展，更加大有可为。

然而，要以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农村农业现代化，数字普惠金融自身存在的瓶颈问题亟待突破。

“三农”数字化程度不高。“三农”数字化水平对提升农村数字普惠金融质量起着基础作用。目前，因智慧农业技术仍处于试验阶段、基础设施不完善、数据平台运营不可持续、数据安全担忧等原因，导致企业经营数据、产业生产数据、土地确权流转信息、农户个人信息等“三农”数据的归集和利用还很不足，区域差异较大。

传统农村金融机构数字金融能力不足。从全口径涉农贷款来看，事关农村基础设施、居住环境、粮食收储等涉农贷款主要由国开行、农发行以及大中型银行提供，而服务农村产业和经营主体的金融主力军则是农商行、农信社、村镇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因规模小、可投入少、与产业科技对接少，单一农村金融机构数字金融服务能力不足，创新产品较少。

新型数字普惠金融机构作用发挥有待检验。近年来，以互联网银行和金融科技公司为代表的新型数字普惠金融机构凭借科技赋能，成为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重要提供商。由于成立时间尚短、资产规模较小，其服务的有效性、可持续性还没有经过完整经济周期、金融监管约束的验证。

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仍有短板。目前，支付和信贷领域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取得很大进步，但其他领域仍有诸多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如数字金融产品周期与农业生产周期不匹配，数字金融服务对某些弱势群体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排斥，农村地区涉及医疗、养老、农业等方面的数字保险发展滞后。

对此，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路径。

优化适配农业农村发展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强化政府支持和引导功能，积极运用行业标准、监管规则以及财政、货币政策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可获得率。加快农村信息数字化“新基建”，鼓励农村产业主体运用现代数字农业技术。实现对县及县以下产业、企业和农户信用信息的有效归集，并通过安全加密技术在授权前提下使用。提升县域政府数据治理能力，打破不同部门和机构之间的“信息孤岛”和“数据竖井”，推动“三农”数据平台与金融机构实时共享、动态更新。

建立多类型金融协同发展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鼓励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为农村“新基建”提供中长期、低利息信贷支持。大中型商业银行将成熟的数字普惠应用场景加快向县域、农村地区下沉延伸，着力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和信贷渗透率。规范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强化支农主力军作用，鼓励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与互联网银行、金融科技企业加强合作，采取产品采购、联合贷款、技术输出、业务培训等方式，实现数据分享、渠道共用，共同推进“三农”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保险、证券、担保、小贷等各类机构应基于各自优势竞合发展，提供更加多元化、多层次、综合性的金融服务。

全面升级数字普惠金融运营模式。以数字化运行提升普惠服务的多元性和综合性：以优势资源和特色产品为首要发力点，持续完善主打产品和明星场景解决方案；全面梳理业务流程，形成各业务领域标准产品组件，基于组件的灵活组装，构建产品工厂和解决方案中心。以数字化风控提升风险管理的精准精细：梳理数据流转链条，统筹自营数据和第三方数据的接入、抽取、汇集、加工、存储、分析到数据能力供给全链条各环节的平台建设，充分挖掘并提升数据价值，全面支撑智能风控、自动审核、交易反欺诈等能力建设。以数字化管理提升内部控制的协同高效：综合运用OCR、RPA等技术提升贷前审核自动化水平，不断完善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模型，以支撑灵活的风险定价和智能决策能力；增强对前中后台数据运行的全景检视，及时发现、中止异常交易。增进多部门信息共享与协同，通过信息透明化降低道德风险。

坚持包容审慎的监管趋向。金融必须持牌经营，必须置于监管之下，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发展也有赖于包容审慎的监管。要保持监管定力，从业务规范、技术安全和消费者保护等维度，加强监管规则体系建设。积极探索监管科技应用，提升数字监管、科技监管、智能监管能力。应用“监管沙盒”，为创新提供空间，释放机构活力，并不断调整既有监管框架，探索新的监管边界。

责任编辑：韩希宇